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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出书版）_分卷阅读_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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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的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为了应对人口问题，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的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嘉庆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教徒。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镇压白莲教居然成了嘉庆皇帝一生的辉煌顶点，短暂的上升期之后，是漫长的下降曲线，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在嘉庆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以英明、仁圣开头的皇帝，后来却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为他们长得都差不多。从汉代到清代，都是“貌奇伟”“龙睛凤颈”“日角龙颜”“天日之表”，脸上从来不会长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写皇帝的外表很难。因为理论上皇帝应该长得很神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皇帝长相平庸得掉渣。为了不犯错误，史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龙颜天表”“凤姿日章”之类搪塞。
《清史稿》关于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战战兢兢地写了四个字：隆准颀身。而《清高宗实录》则说他“生而神灵，天挺奇表。殊庭方广，隆准颀身，发音铿洪，举步岳重，规度恢远，嶷然拔萃”。
据考证，乾隆身材并不高大。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目测说，乾隆帝身高约五英尺二英寸，约一米六。这是八十三岁时的身高，估计年轻时比这要高一些。根据现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长度，可以大致推测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间。
好在乾隆皇帝酷爱画像，至今留下的画像不下百张。由于西洋画法的引进，那个时代的肖像画纤毫毕现。这让我们对他的外表有了二维的认识。戴逸先生这样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一点六公尺。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和慈祥。”
画像虽然传神，毕竟是静态的，无法全面传达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驾，却不敢留下关于皇帝外表的一个字。好在乾隆时期，机缘巧合，一些外国及中国边远地区的使者都见过皇帝并写过回忆录。这些人大脑的格式化程度远低于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当生动传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地留下过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细节记载的帝王。
在外国人中，朝鲜人与中国接触可以说最多。作为最忠实的藩属国，朝鲜每年冬至、正月、圣节、千秋等时节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贺。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鲜人朴趾源随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使团前往承德。他记载当年八月十一日见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说：
皇帝出自正门……肃然无哗。先令回子太子进前，未数语而退。次命（朝鲜）使臣及三通事进前，皆进前长跪……皇帝问：“国王平安？”使臣谨对曰：“平安。”皇帝又问：“有能满洲话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满话对曰：“略解。”皇帝顾视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
对于乾隆皇帝，朝鲜人的评价总的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蔼可亲善于交往，使使臣们对他的个人印象都不错。
每次回国后，朝鲜小朝廷君臣都要关起门来，好好聊聊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给国王介绍些小道消息、奇闻逸事。君臣在深宫之内对天朝上国大皇帝可以肆无忌惮地品头论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当真实的评价。比如对继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这样的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政令皆出要誉”。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这些史料，显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与中国史料不一样的价值。
丹津班珠尔出身于十八世纪西藏最为出名的贵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为首席噶伦，由于在1788年至1792年间西藏与廓尔喀的冲突中处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处罚。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对这次朝见“文殊师利大皇帝”的经历进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们一行四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门的两位侍卫前来通知明早觐见。
东方发白之时，丹津班珠尔被带到皇宫中门过道上等候。太阳升起时，大皇帝及随从驾到。丹津班珠尔记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黄毡的八人大轿上。抬轿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员的装束一样。皇上身着一件黑貂皮大氅，华丽而珠光宝气。尊容很像普觉寺的上师强巴的样子：长脸，一副威严状，一见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充满敬意。”
皇帝的轿子到了他们附近时，稍稍停了一会儿，和他们做了简短的谈话。皇帝问丹津班珠尔说：“你是不是班第达之子？”接着问扎西顿珠，“你这胖子是不是班第达之子的同事？当噶伦的？”然后，又问两个汉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后，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尔到跟前来问道：“你会不会汉话和蒙古话？”他回禀说：“汉话只会几个词，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话说得不太好。”皇帝在轿上摆摆手，用蒙语说道：“可怜可怜，来来，到这儿来。”于是，他走近轿子跪下。
乾隆皇帝对丹津班珠尔在藏廓冲突中的经历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尔的罪责将会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继续担任噶伦之职。皇帝又说，你等藏人可暂时合住黄寺，由朝廷内库拨给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后再回西藏。
对乾隆皇帝的宽宏大量，丹津班珠尔深表谢意。大皇帝面展笑容，点了点头。
这是藏文资料中关于乾隆皇帝音容状貌最详细的一则。
所有关于乾隆皇帝外表的记载中，英国人所作的是最详细传神的。
大约在丹津班珠尔到达北京的同时，马戛尔尼使团也正从英国出发。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国使团抵达承德，在这里觐见了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
这一天英国人半夜两点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万树园边上的一个小帐篷里，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太阳出来，园中响起了音乐声。那位欧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东方大君主终于要出现了。“太阳刚刚出来，从远处传来音乐声和人的吆喊声，说明皇帝快要驾到了。不久以后，皇帝从一个周围有树耸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出来。”
英国人描述说：“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抬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形状同苏格兰军帽有些相似，帽前缀一巨珠，这是他衣饰上所带的唯一珠宝。”
皇帝所过之处，所有人都纷纷下跪。英国人也没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位亚洲的主人。匆忙中扫了一眼，唯一的感觉是皇帝精神矍铄，远远比他的年龄年轻。赫脱南说他只有“五十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
皇帝在万树园中的大幄前下舆，缓步走入大幄。英国使臣随即进入，跪在宝座之侧。借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英国人终于得以观察这位地球上统治着最多人口的君主。马戛尔尼的回忆录，虽然经刘半农翻译成半文半白，读起来不太畅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风貌：“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壮健，八十老翁，望之犹如六十许人也。”
巴罗的记述更为传神：“八十三岁的乾隆毫无一丝龙钟老态。有着一个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六十岁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锐利，鼻子鹰钩，即使在如此高龄，面色仍相当红润。我估计他身高约五英尺九寸，腰板极其挺拔。虽然八十三岁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强壮，但不难看出他曾经有过一副强壮的体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劳都没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满族鞑靼人一样，他热爱狩猎，从不错过每年夏季举行的操练……他头脑的活力和思维的敏捷也不逊于他的身体。他心思缜密，行事果断，所以似乎无往不胜。”
乾隆皇帝情商很高，善于与人打交道，虽然在为人行政中常有暴烈苛刻之举，但礼仪性接触中极少会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副使斯当东回忆觐见皇帝的一刻说：“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绝不像外间描写那样阴郁沉闷。他的态度很开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见特使的整个时间，他的表现如此。”
礼节性拜会完成后，宴会就开始了。三位英国人以及他们的翻译被邀请坐在“皇帝左手一张桌子前的坐垫上”。英国人注意到，“皇帝进餐时候，意态非常舒适，表现胃口极好”。“皇帝在整个典礼中对英国客人的照顾心情始终未减。在饮宴时，皇帝命执事官从自己桌上取下盛馔数色送至特使桌，宴会完毕，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御座前，各亲赐温酒一杯，有些近似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问及英王陛下的岁数，特使据实回答。皇帝说，他今年八十三岁了，身体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他看上去确是很健康，不像已经统治国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样子。典礼结束后，皇帝精神矍铄地从宝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舆，毫无衰老状态”。
虽然这次出使惨败而归，但是奇怪的是，英国使团的成员们无一例外地对乾隆印象良好。通过与中国官员的大量交谈，他们这样总结他的性格：“他头脑的活力和思维的敏捷也不逊于他的身体。他心思缜密，行事果断，所以似乎无往不胜。他善良爱民，就像在所有面对臣民的场合所显示的那样。他在灾荒时期减免赋税，救济饥民，同时对他的敌人睚眦必报，残酷无情。急躁而固执，有时候使他断事偏颇，处罚过严。”
这一总结，考诸中国史料，应该说相当准确而深刻。
乾隆时代，宫中仍然生活着许多万里远来的传教士。除了对红毛人的体味有点讨厌外，皇帝对西洋人的诚实、认真、不慕名利十分欣赏。和康熙皇帝一样，他对那些身怀异能的西洋人总是很尊重，教士王致诚回忆说：在给皇帝画像的时候，“天气很热。他（皇帝）发了慈悲，让王致诚脱了帽子坐着作画”。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提的细节，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在皇上面前只能跪着或者站着，即使工作也不例外”。
传教士们对皇帝的印象也大抵很好。汪宏达说：“皇上高大英俊，而且和善，又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他对臣民很严肃，我认为那不是他的性格所致，那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帝国，他无法以其他方式来维持他的统治，尽他的责任。因此大官们在他面前都要发抖。而每次他和我说话都态度和蔼，使我产生一种信任感……他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亲自过问一切，不管冬夏，天一亮，他就上朝，开始处理政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怎么能够做得那么细致……从他的性格来看，他无所不为而且都能成功。他无所畏惧，思路敏捷，能随机应变处理突发事件。”（《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朝廷》）
总体来讲，乾隆皇帝是一个外表精彩，风度翩翩，充满自信，富于精神活力的人。他擅长与人相处，知道怎么样恰到好处地表现他的威严和善意。对于接触不多，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他是迷人的，富于魅力的。但是，那些常伴身边的大臣近侍们却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皇帝性格的冰山一角，水下的部分远比这复杂。
性格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生活在浓重的历史感中。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乐的价值观。
可是，似乎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不尊重历史。很多时候，历史人物的身后声名与他的真实面貌相差甚远。比如那个雄才大略的曹操，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六战六败的二流军事家诸葛亮，却成了战无不胜的战神。
乾隆皇帝肯定是历史上自我评价最高的皇帝，他自称为“千古第一全人”。也就是说，全人类历史上，他是最伟大的帝王。
乾隆皇帝虽然自我评价甚高，然而和他那位不幸的父亲一样，民间野史中的乾隆皇帝与历史真实同样离题万里。在老百姓眼中，乾隆是一个出身不正、热衷享受、沉迷酒色、糊里糊涂的皇帝。
老百姓解读历史，自有他们的一套价值标准。第一条原则是离奇。所以，乾隆的出身就被乐于捕风捉影的老百姓毫无来由地蒙上了层层迷雾。
一个流传极广的传说是说乾隆乃是汉人的后代。据说康熙年间，海宁陈氏一家连续出了许多大官。陈元龙、陈世倌、陈诜、陈论父子叔侄，多人位极人臣，因此与雍亲王府过往甚密。有一年，陈氏之妻与雍正之妃同时生育，陈氏产男，雍正之妃产女。抱子心切的雍正遂以女易男，换来了日后的乾隆作为自己的儿子。
这个传说有鼻子有眼，还有许多旁证。据说，乾隆当了皇帝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借六次南巡之机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并以孩子对父母的口气为陈家写了爱日堂、春晖堂等匾额。
这个传说当然不值一驳。雍正的生育能力早有证明，乾隆帝出生之时，他正在壮年，且已经连得四子，绝对没有必要采取这个做法。再说，即使万般无奈，满汉分界极严的雍正也不会要一个汉族孩子。乾隆四次临幸陈家是事实，不过为陈家书写宅匾的是康熙皇帝，而并非乾隆。陈氏的极盛，在康熙一朝，而并非乾隆时期。
事实上，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满族血统较占优势的帝王。清代第一、第二代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族人，第三代皇帝顺治的生母是蒙古人，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史上著名的庄妃。所以顺治身上，满蒙血统各半。康熙的母亲佟佳氏本是汉军旗人，姓佟，贵为太后之后才被抬入满洲镶黄旗，并改姓佟佳。经史学家考证，其祖佟氏一族确系汉族。这样，清代皇帝血统中就羼入了汉族血统，满族血统降为25%。及至雍正、乾隆的生母皆为纯正的满族人，满族血统才连续上升。乾隆皇帝身上有81.25%的满族血统，6.25%的蒙古族血统和12.5%的汉族血统。
老百姓编撰历史的第二条规律是投射原理。在物质享受极为贫乏的老百姓印象中，“皇帝”这两个字主要意味着可以无节制地享受，无节制地吃“猪肉炖粉条”。所以，太平天子乾隆，成了老百姓投射他们对享受的想象力的主要方向。他们羡慕他阅尽人间春色，享尽了人间之福。小说家、戏曲家极尽演绎编撰之能事，将他塑造成一个处处留情的风流天子形象。
传说中，乾隆皇帝日日笙歌宴饮，十分好酒，到处私访，处处题诗。人们传说，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就是因为皇帝南巡途中到处留情，甚至与皇后的嫂子私通，一气之下，投河自尽。
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乾隆的妃子香妃是在乾隆平定回部之乱的时候俘虏来的。香妃与乾隆既是敌人，誓死不从，怀揣利刃要刺杀乾隆。皇太后察觉之后，命香妃自尽，才免了乾隆的横祸。
其实，乾隆皇帝性格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一生生活都特别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也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日落而止，从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他处事很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朝鲜人这样描述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帝寝食起居，自御极后，无论四时，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见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平生不饮酒，不嗜异味，朝夕进食，不过数匙，体力康旺不衰。”
乾隆是一个相当重礼法，感情也比较专一的皇帝。乾隆时代的后宫，管理非常严格，没有任何妃子敢于恃宠而骄，胡作非为。事实上，香妃是归顺朝廷的回族贵族之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选入宫，初封贵人，病逝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享年54岁，正史记载得明明白白。
当然，关于乾隆的传说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当然是刘墉刘罗锅的故事。据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乾隆的干兄弟。所以他连皇帝都敢捉弄。在老百姓的设计下，乾隆皇帝对这个精明狡黠又一身正气的刘罗锅又爱又恨，被他耍得团团转却又无可奈何。这些传说，寄托了老百姓反抗政治权威、消解政治威严的心理需要。然而，把这个传说安排在乾隆时期，特别不合理。因为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明、苛刻的皇帝之一，他极力推崇皇权的威严，乾隆朝纪纲至为严肃，君臣相隔如天地。乾隆朝的大臣，即使贵为宰相，见了皇帝也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谁还敢起意戏弄皇帝！
乾隆皇帝拥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军事家，又是资深收藏家，涉猎广泛的学者，同时还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诗人，平庸却自负的书法家，伟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猎人。他的真实形象，与野史传说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情商很高，风度翩翩，很善于讨取别人的欢心，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内心深处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他富于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泪；他有时又像野兽一样野蛮，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文字狱，甚至在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他早年富于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把盛世推上了顶峰；晚年却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听不进任何意见，亲手毁了这个盛世……
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如此多的侧面。
对母亲，他是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子。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中说：“乾隆对他的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故礼敬有加，始终不渝。”
对嫡妻，他是一个深情而专一的丈夫。他17岁与出身名门的富察氏结为夫妇，两人感情极好。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去世后，他悲痛欲绝，追念终生，写下百十首感情真挚的悼亡之诗，见证了他是一个深情重义的男人。
对女儿，他慈祥可亲，甚至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儿子，他却一直板着面孔。为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他的长子因为在嫡母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而受到他的严厉斥责，并因此惊惧而死。
对大臣，他早年彬彬有礼，宽大仁慈。乾隆十三年后，他却一反常态，颐指气使，任意挫辱，比雍正还要残忍苛刻。乾隆时期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
对“顺民”，他“爱民如子”，经常为民间疾苦而动容落泪。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钱粮，豁免穷困百姓的税赋，在灾荒之时，不遗余力放赈救灾。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却蛮不讲理。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知识分子，他前期宽容大度，为雍正时期的几起文字狱翻案，增开特科、恩科，增加入学名额，一时让人感觉春风拂面。后期他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疯狂的文字狱制造者。许多精神病患者在发病之际随手乱画几个不知所云的字，也会被乾隆定性为大逆不道，本人凌迟，亲人连坐……
当然，不管乾隆的性格多么复杂，不离两个背景：一个，他是在尊荣至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天潢贵胄，一生顺遂，在天资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对手，因此自视极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无法避免的缺陷。另一个，虽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利益最大化”，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许多时候，他的性格变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最有福气的统治者
乾隆皇帝晚年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在归政时，他说自己“今明足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也就是说，全人类历史上，他是最伟大的帝王。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乾隆朝人自己评价说：“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清史稿》这样评价乾隆：“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在把国家推向历史最高点的同时，他个人也创造了许多纪录：
第一，他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
乾隆皇帝25岁登基，86岁禅位后又做了3年掌握实际权力的太上皇，在位时间64年，其长度居世界统治者之首。
有人说，统治纪录的创造者应该归为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因为此人在位72年之久。然而众所周知，太阳王5岁登基，一介童蒙并不懂得什么叫作“统治”。事实上，他22岁才对统治国家产生兴趣。他的实际掌权时间不过50年。
伊朗国王沙普尔二世与此相似。沙普尔二世是霍尔米兹德二世的遗腹子。他还未出生时，贵族们在他的母亲肚子上放上王冠。他统治时间虽然长达70年，亲自理政年限不超过60年。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3年，与乾隆皇帝相当，不过那时的英国已经进入虚君时代，君主的权力与中国帝王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的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为了应对人口问题，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的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嘉庆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教徒。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镇压白莲教居然成了嘉庆皇帝一生的辉煌顶点，短暂的上升期之后，是漫长的下降曲线，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在嘉庆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以英明、仁圣开头的皇帝，后来却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为他们长得都差不多。从汉代到清代，都是“貌奇伟”“龙睛凤颈”“日角龙颜”“天日之表”，脸上从来不会长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写皇帝的外表很难。因为理论上皇帝应该长得很神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皇帝长相平庸得掉渣。为了不犯错误，史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龙颜天表”“凤姿日章”之类搪塞。
《清史稿》关于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战战兢兢地写了四个字：隆准颀身。而《清高宗实录》则说他“生而神灵，天挺奇表。殊庭方广，隆准颀身，发音铿洪，举步岳重，规度恢远，嶷然拔萃”。
据考证，乾隆身材并不高大。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目测说，乾隆帝身高约五英尺二英寸，约一米六。这是八十三岁时的身高，估计年轻时比这要高一些。根据现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长度，可以大致推测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间。
好在乾隆皇帝酷爱画像，至今留下的画像不下百张。由于西洋画法的引进，那个时代的肖像画纤毫毕现。这让我们对他的外表有了二维的认识。戴逸先生这样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一点六公尺。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和慈祥。”
画像虽然传神，毕竟是静态的，无法全面传达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驾，却不敢留下关于皇帝外表的一个字。好在乾隆时期，机缘巧合，一些外国及中国边远地区的使者都见过皇帝并写过回忆录。这些人大脑的格式化程度远低于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当生动传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地留下过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细节记载的帝王。
在外国人中，朝鲜人与中国接触可以说最多。作为最忠实的藩属国，朝鲜每年冬至、正月、圣节、千秋等时节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贺。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鲜人朴趾源随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使团前往承德。他记载当年八月十一日见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说：
皇帝出自正门……肃然无哗。先令回子太子进前，未数语而退。次命（朝鲜）使臣及三通事进前，皆进前长跪……皇帝问：“国王平安？”使臣谨对曰：“平安。”皇帝又问：“有能满洲话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满话对曰：“略解。”皇帝顾视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
对于乾隆皇帝，朝鲜人的评价总的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蔼可亲善于交往，使使臣们对他的个人印象都不错。
每次回国后，朝鲜小朝廷君臣都要关起门来，好好聊聊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给国王介绍些小道消息、奇闻逸事。君臣在深宫之内对天朝上国大皇帝可以肆无忌惮地品头论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当真实的评价。比如对继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这样的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政令皆出要誉”。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这些史料，显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与中国史料不一样的价值。
丹津班珠尔出身于十八世纪西藏最为出名的贵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为首席噶伦，由于在1788年至1792年间西藏与廓尔喀的冲突中处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处罚。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对这次朝见“文殊师利大皇帝”的经历进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们一行四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门的两位侍卫前来通知明早觐见。
东方发白之时，丹津班珠尔被带到皇宫中门过道上等候。太阳升起时，大皇帝及随从驾到。丹津班珠尔记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黄毡的八人大轿上。抬轿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员的装束一样。皇上身着一件黑貂皮大氅，华丽而珠光宝气。尊容很像普觉寺的上师强巴的样子：长脸，一副威严状，一见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充满敬意。”
皇帝的轿子到了他们附近时，稍稍停了一会儿，和他们做了简短的谈话。皇帝问丹津班珠尔说：“你是不是班第达之子？”接着问扎西顿珠，“你这胖子是不是班第达之子的同事？当噶伦的？”然后，又问两个汉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后，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尔到跟前来问道：“你会不会汉话和蒙古话？”他回禀说：“汉话只会几个词，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话说得不太好。”皇帝在轿上摆摆手，用蒙语说道：“可怜可怜，来来，到这儿来。”于是，他走近轿子跪下。
乾隆皇帝对丹津班珠尔在藏廓冲突中的经历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尔的罪责将会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继续担任噶伦之职。皇帝又说，你等藏人可暂时合住黄寺，由朝廷内库拨给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后再回西藏。
对乾隆皇帝的宽宏大量，丹津班珠尔深表谢意。大皇帝面展笑容，点了点头。
这是藏文资料中关于乾隆皇帝音容状貌最详细的一则。
所有关于乾隆皇帝外表的记载中，英国人所作的是最详细传神的。
大约在丹津班珠尔到达北京的同时，马戛尔尼使团也正从英国出发。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国使团抵达承德，在这里觐见了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
这一天英国人半夜两点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万树园边上的一个小帐篷里，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太阳出来，园中响起了音乐声。那位欧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东方大君主终于要出现了。“太阳刚刚出来，从远处传来音乐声和人的吆喊声，说明皇帝快要驾到了。不久以后，皇帝从一个周围有树耸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出来。”
英国人描述说：“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抬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形状同苏格兰军帽有些相似，帽前缀一巨珠，这是他衣饰上所带的唯一珠宝。”
皇帝所过之处，所有人都纷纷下跪。英国人也没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位亚洲的主人。匆忙中扫了一眼，唯一的感觉是皇帝精神矍铄，远远比他的年龄年轻。赫脱南说他只有“五十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
皇帝在万树园中的大幄前下舆，缓步走入大幄。英国使臣随即进入，跪在宝座之侧。借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英国人终于得以观察这位地球上统治着最多人口的君主。马戛尔尼的回忆录，虽然经刘半农翻译成半文半白，读起来不太畅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风貌：“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壮健，八十老翁，望之犹如六十许人也。”
巴罗的记述更为传神：“八十三岁的乾隆毫无一丝龙钟老态。有着一个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六十岁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锐利，鼻子鹰钩，即使在如此高龄，面色仍相当红润。我估计他身高约五英尺九寸，腰板极其挺拔。虽然八十三岁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强壮，但不难看出他曾经有过一副强壮的体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劳都没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满族鞑靼人一样，他热爱狩猎，从不错过每年夏季举行的操练……他头脑的活力和思维的敏捷也不逊于他的身体。他心思缜密，行事果断，所以似乎无往不胜。”
乾隆皇帝情商很高，善于与人打交道，虽然在为人行政中常有暴烈苛刻之举，但礼仪性接触中极少会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副使斯当东回忆觐见皇帝的一刻说：“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绝不像外间描写那样阴郁沉闷。他的态度很开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见特使的整个时间，他的表现如此。”
礼节性拜会完成后，宴会就开始了。三位英国人以及他们的翻译被邀请坐在“皇帝左手一张桌子前的坐垫上”。英国人注意到，“皇帝进餐时候，意态非常舒适，表现胃口极好”。“皇帝在整个典礼中对英国客人的照顾心情始终未减。在饮宴时，皇帝命执事官从自己桌上取下盛馔数色送至特使桌，宴会完毕，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御座前，各亲赐温酒一杯，有些近似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问及英王陛下的岁数，特使据实回答。皇帝说，他今年八十三岁了，身体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他看上去确是很健康，不像已经统治国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样子。典礼结束后，皇帝精神矍铄地从宝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舆，毫无衰老状态”。
虽然这次出使惨败而归，但是奇怪的是，英国使团的成员们无一例外地对乾隆印象良好。通过与中国官员的大量交谈，他们这样总结他的性格：“他头脑的活力和思维的敏捷也不逊于他的身体。他心思缜密，行事果断，所以似乎无往不胜。他善良爱民，就像在所有面对臣民的场合所显示的那样。他在灾荒时期减免赋税，救济饥民，同时对他的敌人睚眦必报，残酷无情。急躁而固执，有时候使他断事偏颇，处罚过严。”
这一总结，考诸中国史料，应该说相当准确而深刻。
乾隆时代，宫中仍然生活着许多万里远来的传教士。除了对红毛人的体味有点讨厌外，皇帝对西洋人的诚实、认真、不慕名利十分欣赏。和康熙皇帝一样，他对那些身怀异能的西洋人总是很尊重，教士王致诚回忆说：在给皇帝画像的时候，“天气很热。他（皇帝）发了慈悲，让王致诚脱了帽子坐着作画”。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提的细节，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在皇上面前只能跪着或者站着，即使工作也不例外”。
传教士们对皇帝的印象也大抵很好。汪宏达说：“皇上高大英俊，而且和善，又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他对臣民很严肃，我认为那不是他的性格所致，那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帝国，他无法以其他方式来维持他的统治，尽他的责任。因此大官们在他面前都要发抖。而每次他和我说话都态度和蔼，使我产生一种信任感……他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亲自过问一切，不管冬夏，天一亮，他就上朝，开始处理政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怎么能够做得那么细致……从他的性格来看，他无所不为而且都能成功。他无所畏惧，思路敏捷，能随机应变处理突发事件。”（《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朝廷》）
总体来讲，乾隆皇帝是一个外表精彩，风度翩翩，充满自信，富于精神活力的人。他擅长与人相处，知道怎么样恰到好处地表现他的威严和善意。对于接触不多，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他是迷人的，富于魅力的。但是，那些常伴身边的大臣近侍们却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皇帝性格的冰山一角，水下的部分远比这复杂。
性格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生活在浓重的历史感中。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乐的价值观。
可是，似乎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不尊重历史。很多时候，历史人物的身后声名与他的真实面貌相差甚远。比如那个雄才大略的曹操，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六战六败的二流军事家诸葛亮，却成了战无不胜的战神。
乾隆皇帝肯定是历史上自我评价最高的皇帝，他自称为“千古第一全人”。也就是说，全人类历史上，他是最伟大的帝王。
乾隆皇帝虽然自我评价甚高，然而和他那位不幸的父亲一样，民间野史中的乾隆皇帝与历史真实同样离题万里。在老百姓眼中，乾隆是一个出身不正、热衷享受、沉迷酒色、糊里糊涂的皇帝。
老百姓解读历史，自有他们的一套价值标准。第一条原则是离奇。所以，乾隆的出身就被乐于捕风捉影的老百姓毫无来由地蒙上了层层迷雾。
一个流传极广的传说是说乾隆乃是汉人的后代。据说康熙年间，海宁陈氏一家连续出了许多大官。陈元龙、陈世倌、陈诜、陈论父子叔侄，多人位极人臣，因此与雍亲王府过往甚密。有一年，陈氏之妻与雍正之妃同时生育，陈氏产男，雍正之妃产女。抱子心切的雍正遂以女易男，换来了日后的乾隆作为自己的儿子。
这个传说有鼻子有眼，还有许多旁证。据说，乾隆当了皇帝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借六次南巡之机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并以孩子对父母的口气为陈家写了爱日堂、春晖堂等匾额。
这个传说当然不值一驳。雍正的生育能力早有证明，乾隆帝出生之时，他正在壮年，且已经连得四子，绝对没有必要采取这个做法。再说，即使万般无奈，满汉分界极严的雍正也不会要一个汉族孩子。乾隆四次临幸陈家是事实，不过为陈家书写宅匾的是康熙皇帝，而并非乾隆。陈氏的极盛，在康熙一朝，而并非乾隆时期。
事实上，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满族血统较占优势的帝王。清代第一、第二代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族人，第三代皇帝顺治的生母是蒙古人，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史上著名的庄妃。所以顺治身上，满蒙血统各半。康熙的母亲佟佳氏本是汉军旗人，姓佟，贵为太后之后才被抬入满洲镶黄旗，并改姓佟佳。经史学家考证，其祖佟氏一族确系汉族。这样，清代皇帝血统中就羼入了汉族血统，满族血统降为25%。及至雍正、乾隆的生母皆为纯正的满族人，满族血统才连续上升。乾隆皇帝身上有81.25%的满族血统，6.25%的蒙古族血统和12.5%的汉族血统。
老百姓编撰历史的第二条规律是投射原理。在物质享受极为贫乏的老百姓印象中，“皇帝”这两个字主要意味着可以无节制地享受，无节制地吃“猪肉炖粉条”。所以，太平天子乾隆，成了老百姓投射他们对享受的想象力的主要方向。他们羡慕他阅尽人间春色，享尽了人间之福。小说家、戏曲家极尽演绎编撰之能事，将他塑造成一个处处留情的风流天子形象。
传说中，乾隆皇帝日日笙歌宴饮，十分好酒，到处私访，处处题诗。人们传说，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就是因为皇帝南巡途中到处留情，甚至与皇后的嫂子私通，一气之下，投河自尽。
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乾隆的妃子香妃是在乾隆平定回部之乱的时候俘虏来的。香妃与乾隆既是敌人，誓死不从，怀揣利刃要刺杀乾隆。皇太后察觉之后，命香妃自尽，才免了乾隆的横祸。
其实，乾隆皇帝性格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一生生活都特别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也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日落而止，从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他处事很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朝鲜人这样描述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帝寝食起居，自御极后，无论四时，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见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平生不饮酒，不嗜异味，朝夕进食，不过数匙，体力康旺不衰。”
乾隆是一个相当重礼法，感情也比较专一的皇帝。乾隆时代的后宫，管理非常严格，没有任何妃子敢于恃宠而骄，胡作非为。事实上，香妃是归顺朝廷的回族贵族之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选入宫，初封贵人，病逝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享年54岁，正史记载得明明白白。
当然，关于乾隆的传说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当然是刘墉刘罗锅的故事。据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乾隆的干兄弟。所以他连皇帝都敢捉弄。在老百姓的设计下，乾隆皇帝对这个精明狡黠又一身正气的刘罗锅又爱又恨，被他耍得团团转却又无可奈何。这些传说，寄托了老百姓反抗政治权威、消解政治威严的心理需要。然而，把这个传说安排在乾隆时期，特别不合理。因为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明、苛刻的皇帝之一，他极力推崇皇权的威严，乾隆朝纪纲至为严肃，君臣相隔如天地。乾隆朝的大臣，即使贵为宰相，见了皇帝也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谁还敢起意戏弄皇帝！
乾隆皇帝拥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军事家，又是资深收藏家，涉猎广泛的学者，同时还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诗人，平庸却自负的书法家，伟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猎人。他的真实形象，与野史传说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情商很高，风度翩翩，很善于讨取别人的欢心，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内心深处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他富于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泪；他有时又像野兽一样野蛮，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文字狱，甚至在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他早年富于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把盛世推上了顶峰；晚年却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听不进任何意见，亲手毁了这个盛世……
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如此多的侧面。
对母亲，他是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子。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中说：“乾隆对他的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故礼敬有加，始终不渝。”
对嫡妻，他是一个深情而专一的丈夫。他17岁与出身名门的富察氏结为夫妇，两人感情极好。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去世后，他悲痛欲绝，追念终生，写下百十首感情真挚的悼亡之诗，见证了他是一个深情重义的男人。
对女儿，他慈祥可亲，甚至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儿子，他却一直板着面孔。为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他的长子因为在嫡母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而受到他的严厉斥责，并因此惊惧而死。
对大臣，他早年彬彬有礼，宽大仁慈。乾隆十三年后，他却一反常态，颐指气使，任意挫辱，比雍正还要残忍苛刻。乾隆时期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
对“顺民”，他“爱民如子”，经常为民间疾苦而动容落泪。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钱粮，豁免穷困百姓的税赋，在灾荒之时，不遗余力放赈救灾。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却蛮不讲理。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知识分子，他前期宽容大度，为雍正时期的几起文字狱翻案，增开特科、恩科，增加入学名额，一时让人感觉春风拂面。后期他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疯狂的文字狱制造者。许多精神病患者在发病之际随手乱画几个不知所云的字，也会被乾隆定性为大逆不道，本人凌迟，亲人连坐……
当然，不管乾隆的性格多么复杂，不离两个背景：一个，他是在尊荣至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天潢贵胄，一生顺遂，在天资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对手，因此自视极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无法避免的缺陷。另一个，虽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利益最大化”，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许多时候，他的性格变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最有福气的统治者
乾隆皇帝晚年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在归政时，他说自己“今明足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也就是说，全人类历史上，他是最伟大的帝王。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乾隆朝人自己评价说：“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清史稿》这样评价乾隆：“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在把国家推向历史最高点的同时，他个人也创造了许多纪录：
第一，他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
乾隆皇帝25岁登基，86岁禅位后又做了3年掌握实际权力的太上皇，在位时间64年，其长度居世界统治者之首。
有人说，统治纪录的创造者应该归为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因为此人在位72年之久。然而众所周知，太阳王5岁登基，一介童蒙并不懂得什么叫作“统治”。事实上，他22岁才对统治国家产生兴趣。他的实际掌权时间不过50年。
伊朗国王沙普尔二世与此相似。沙普尔二世是霍尔米兹德二世的遗腹子。他还未出生时，贵族们在他的母亲肚子上放上王冠。他统治时间虽然长达70年，亲自理政年限不超过60年。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3年，与乾隆皇帝相当，不过那时的英国已经进入虚君时代，君主的权力与中国帝王根本无法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