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恋恋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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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一首再别康桥，成为中国人对剑桥魂牵梦萦的起点，当我们提到剑桥，来到剑桥，怎能够不提徐志摩？
关于cambridge究竟该译作“剑桥”还是“康桥”更好，从来都是争执不下的问题。徐志摩用的是康桥，前一个字为音译，后一个字取意译，严谨贴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唯美主义的译法，从语音和字面上都能唤起人们对这个地方最温柔的遐想与憧憬。康桥，康桥，那该是一座似真似幻飞凌在波光艳影上的彩虹之桥，寄居了诗人最柔软的心房，和恋人最甜蜜的誓约。她不识人间烟火，遥遥如天上琼楼玉宇，却是最高最美的人生理想。
我自己习惯于用的则是剑桥这个称谓，窃以为，康桥美则美矣，却是太过阴柔，太过罗曼蒂克的文人气质，容易让人误解这只是个谈情说爱的所在。汉字之简洁精炼，一个“桥”字已足可以烘托美感和诗韵，人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弯如新月的拱形，映着流水的粼粼英翠。在前面放上一个颇具阳刚之气的“剑”字，其柔波之下的铮铮铁骨，其对大学问的孜孜追求，其内在的拼搏之魂，便凸现而出，跃然纸上。“剑”字中有锐气，有音乐美，有杀伐之声，有一杯看剑气的豪气干云，有美人如玉剑如虹的少年风流。剑桥，剑桥，那是我心目中的圣战之地，是要奉献以整个生命和心灵的信仰之源。
但正因为有了“康桥”与“剑桥”的分别，我们才更容易理解徐志摩，理解徐志摩笔下的cambridge。
人人知道徐志摩是诗人，然而很少有人了解，二十四岁以前他的理想是成为汉密尔顿那样的大政治家，那时候他的生命里还没有诗歌。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剑桥的游学经历可说是他人生一大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他的诗心是由剑桥开启的，他曾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1920年秋天徐志摩初到英国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师从哲学家罗素，没料到罗素因在战时主张和平已被剑桥除名。无奈之下他只得暂住伦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结识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并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剑桥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由此开始了他和剑桥的缘分。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对自己短暂的剑桥生涯做了印象派油画般的描述，经他描摹过的那些景物都成为不朽，甚至成为比剑桥本身更真实的生命体。当我亲身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总忍不住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有另外一人的呼吸在我耳畔优游，他的脚步则在我身旁回荡。国王学院的校友居仍是校友居，克莱尔的三环桥也还是三环桥，他笔下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七分鹅黄、三分桔绿的剑桥一如往昔，所不同的只是，当年这青葱古道间曾走过一个他，而今任我再怎样徘徊祈祷等待，他也不会重来。
我高中时代有位朋友，爱徐志摩爱到言必称摩摩。当时我颇有些不屑，总觉得志摩的诗文过于浓丽稠密，用词太铺张奢华，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然而我到了剑桥，才真正有点儿懂得他了。原来那大色块的铺陈都是确有其事的，那夕阳里的金柳，水中油油的青荇，真就是莫奈调色板上莫可名状的艳丽，让你喜欢得只想化作这其中的一分子才好。
到了剑桥，更才开始懂得他的人了。从前读他的文章，认为他这人较多文艺腔的书呆子气，而较少男子气概。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翻看剑桥校友的回忆录，徐志摩在他们的记忆里并不是一个呆板害羞的人，恰恰相反，当年曾在国王学院任教的文学批评家理查德（iarichards）这样说，徐志摩朋友满剑桥，经常手持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特别在国王学院，是一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如果展开剑桥大学的档案，我们还会看到当年国王学院给他的评语“持智守礼，放眼世界”以严苛审慎著称的剑桥，这八个字可谓是对个体极高的评价了。
原来，徐志摩是这样一个热情洋溢、心胸开阔的剑桥人！我看一个人算不算得是真正的剑桥人，并不在于他的身体在剑桥停留了多久，而要看他是否打开了系在灵魂上的世俗枷锁，用自由之思想寻求人格之完整。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可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剑桥人。
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里曾对徐志摩做过如下概括：“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能够会合于一个人生里。”这就是真正的徐志摩，而这个单纯执拗的志摩，正是从剑桥的晨昏中洗尽铅华，脱胎换骨而成的。
在这段朝圣般的剑桥生活中，徐志摩与林徽音无疾而终的爱情无疑为整个故事涂上了最凄婉迷人的一抹油彩。徐志摩自己就说，他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他在伦敦与好友林长民年仅16岁的女儿林徽音初识，一见钟情地堕入情网。身在剑桥的一两年间，浓浓的相思化作雪片般的书信飞向伦敦，遇到徽音来写生的时候，则剑桥就是人间天堂。他们并肩在康河畔漫步，徽音扬起脸倾听他滔滔不绝地谈文学，谈抱负。石径上弥漫着三叶草和蔷薇花的芳香，远方圣玛丽教堂的钟声悠扬地敲响，他们是世间最圣洁的恋人。
然而人生毕竟不是理想。当时徐志摩已经有家有室，离婚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何况还有背负上一个抛妻弃子的恶名！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徐志摩，他不顾家庭压力，不管社会谴责，不理会朋友劝说，铁了心一意离婚。客观地说，这时候的徐志摩是自私的，他对妻子张幼仪是冷酷决绝的。然而，作为一个信奉爱、自由和美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剥夺他获得这些权利更残忍的事了。
有时候我想，林徽音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形象始终不灭，这也许早已超越了对徽音这个个体单纯的爱，而蕴藏着志摩心中对最明亮闪耀、至纯至美的女性的大爱。而这爱，是必须用一副自由无遮拦的灵魂来成就的。因为向往美，所以要爱，不但要爱，还要自由地爱，这就是徐志摩的信仰。所以他在给恩师梁启超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虽然林徽音最终嫁给了梁思成，徐志摩未能与之结合，终他这一生都在以身实践这句话，实践剑桥的精神理念。这也许有些天真的执拗，但徐志摩是真正无畏的孤独的勇士，他自始至终微笑着抗击那些似乎不可能抗击的东西。
在柔软的阳光里，最好是和心爱的人在康河岸边坐上整个下午，看水波盈动，说着世外闲话。我总还是忍不住说起八十年前徐志摩流星般滑落的爱情，说起聪慧美好热情而又清醒的林徽音。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徐志摩的诗心和诗情是剑桥成就的，而剑桥的精神却也正是由徐志摩和像徐志摩这样的剑桥人撑起的。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一首再别康桥，成为中国人对剑桥魂牵梦萦的起点，当我们提到剑桥，来到剑桥，怎能够不提徐志摩？
关于cambridge究竟该译作“剑桥”还是“康桥”更好，从来都是争执不下的问题。徐志摩用的是康桥，前一个字为音译，后一个字取意译，严谨贴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唯美主义的译法，从语音和字面上都能唤起人们对这个地方最温柔的遐想与憧憬。康桥，康桥，那该是一座似真似幻飞凌在波光艳影上的彩虹之桥，寄居了诗人最柔软的心房，和恋人最甜蜜的誓约。她不识人间烟火，遥遥如天上琼楼玉宇，却是最高最美的人生理想。
我自己习惯于用的则是剑桥这个称谓，窃以为，康桥美则美矣，却是太过阴柔，太过罗曼蒂克的文人气质，容易让人误解这只是个谈情说爱的所在。汉字之简洁精炼，一个“桥”字已足可以烘托美感和诗韵，人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弯如新月的拱形，映着流水的粼粼英翠。在前面放上一个颇具阳刚之气的“剑”字，其柔波之下的铮铮铁骨，其对大学问的孜孜追求，其内在的拼搏之魂，便凸现而出，跃然纸上。“剑”字中有锐气，有音乐美，有杀伐之声，有一杯看剑气的豪气干云，有美人如玉剑如虹的少年风流。剑桥，剑桥，那是我心目中的圣战之地，是要奉献以整个生命和心灵的信仰之源。
但正因为有了“康桥”与“剑桥”的分别，我们才更容易理解徐志摩，理解徐志摩笔下的cambridge。
人人知道徐志摩是诗人，然而很少有人了解，二十四岁以前他的理想是成为汉密尔顿那样的大政治家，那时候他的生命里还没有诗歌。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剑桥的游学经历可说是他人生一大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他的诗心是由剑桥开启的，他曾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1920年秋天徐志摩初到英国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师从哲学家罗素，没料到罗素因在战时主张和平已被剑桥除名。无奈之下他只得暂住伦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结识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并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剑桥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由此开始了他和剑桥的缘分。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对自己短暂的剑桥生涯做了印象派油画般的描述，经他描摹过的那些景物都成为不朽，甚至成为比剑桥本身更真实的生命体。当我亲身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总忍不住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有另外一人的呼吸在我耳畔优游，他的脚步则在我身旁回荡。国王学院的校友居仍是校友居，克莱尔的三环桥也还是三环桥，他笔下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七分鹅黄、三分桔绿的剑桥一如往昔，所不同的只是，当年这青葱古道间曾走过一个他，而今任我再怎样徘徊祈祷等待，他也不会重来。
我高中时代有位朋友，爱徐志摩爱到言必称摩摩。当时我颇有些不屑，总觉得志摩的诗文过于浓丽稠密，用词太铺张奢华，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然而我到了剑桥，才真正有点儿懂得他了。原来那大色块的铺陈都是确有其事的，那夕阳里的金柳，水中油油的青荇，真就是莫奈调色板上莫可名状的艳丽，让你喜欢得只想化作这其中的一分子才好。
到了剑桥，更才开始懂得他的人了。从前读他的文章，认为他这人较多文艺腔的书呆子气，而较少男子气概。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翻看剑桥校友的回忆录，徐志摩在他们的记忆里并不是一个呆板害羞的人，恰恰相反，当年曾在国王学院任教的文学批评家理查德（iarichards）这样说，徐志摩朋友满剑桥，经常手持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特别在国王学院，是一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如果展开剑桥大学的档案，我们还会看到当年国王学院给他的评语“持智守礼，放眼世界”以严苛审慎著称的剑桥，这八个字可谓是对个体极高的评价了。
原来，徐志摩是这样一个热情洋溢、心胸开阔的剑桥人！我看一个人算不算得是真正的剑桥人，并不在于他的身体在剑桥停留了多久，而要看他是否打开了系在灵魂上的世俗枷锁，用自由之思想寻求人格之完整。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可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剑桥人。
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里曾对徐志摩做过如下概括：“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能够会合于一个人生里。”这就是真正的徐志摩，而这个单纯执拗的志摩，正是从剑桥的晨昏中洗尽铅华，脱胎换骨而成的。
在这段朝圣般的剑桥生活中，徐志摩与林徽音无疾而终的爱情无疑为整个故事涂上了最凄婉迷人的一抹油彩。徐志摩自己就说，他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他在伦敦与好友林长民年仅16岁的女儿林徽音初识，一见钟情地堕入情网。身在剑桥的一两年间，浓浓的相思化作雪片般的书信飞向伦敦，遇到徽音来写生的时候，则剑桥就是人间天堂。他们并肩在康河畔漫步，徽音扬起脸倾听他滔滔不绝地谈文学，谈抱负。石径上弥漫着三叶草和蔷薇花的芳香，远方圣玛丽教堂的钟声悠扬地敲响，他们是世间最圣洁的恋人。
然而人生毕竟不是理想。当时徐志摩已经有家有室，离婚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何况还有背负上一个抛妻弃子的恶名！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徐志摩，他不顾家庭压力，不管社会谴责，不理会朋友劝说，铁了心一意离婚。客观地说，这时候的徐志摩是自私的，他对妻子张幼仪是冷酷决绝的。然而，作为一个信奉爱、自由和美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剥夺他获得这些权利更残忍的事了。
有时候我想，林徽音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形象始终不灭，这也许早已超越了对徽音这个个体单纯的爱，而蕴藏着志摩心中对最明亮闪耀、至纯至美的女性的大爱。而这爱，是必须用一副自由无遮拦的灵魂来成就的。因为向往美，所以要爱，不但要爱，还要自由地爱，这就是徐志摩的信仰。所以他在给恩师梁启超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虽然林徽音最终嫁给了梁思成，徐志摩未能与之结合，终他这一生都在以身实践这句话，实践剑桥的精神理念。这也许有些天真的执拗，但徐志摩是真正无畏的孤独的勇士，他自始至终微笑着抗击那些似乎不可能抗击的东西。
在柔软的阳光里，最好是和心爱的人在康河岸边坐上整个下午，看水波盈动，说着世外闲话。我总还是忍不住说起八十年前徐志摩流星般滑落的爱情，说起聪慧美好热情而又清醒的林徽音。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徐志摩的诗心和诗情是剑桥成就的，而剑桥的精神却也正是由徐志摩和像徐志摩这样的剑桥人撑起的。